今年以来,中国与邻国海洋争端不断,中共十八大果断地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与讨论。在这背后,既有东海、南海争端的影响,也有资源、能源困难的焦躁,更有美日“中国海权威胁论”形成的效应。但大家谈起海洋问题,却好像“瞎子摸象”,都在议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其实,要建设海洋强国并为此进行相关机构改革,首先必须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海洋发展战略,确立中国海洋事业的“大道理”。 中国的海洋战略,首先应该符合今天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最高国家利益。中国本来就有世界1/5的人口,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 “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但“世界”70%是海洋,中国走向海洋是天经地义的。中国近年来成长迅速,就像一个小伙子自己的脚长大了,要告诉“鞋店”换大一点儿的鞋了。我们并没有去抢别人的“鞋子”,只是自己花钱买合脚的鞋子而已。任何国家的海洋战略、海权概念等,都是自身国情、国益及国力与外部世界相协调的综合反映。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才有可能出台适当的海洋战略。 海洋对于中国从来就是个复杂、多重的矛盾集合体,也是一个不够清晰的模糊概念。海洋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历史伤痕,而我们又是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这些记忆至今仍然是很敏感的神经,依然干扰着我们妥善对应海洋发展以及各种纠纷。但今后,海洋对中国更是个全面的发展概念。中国走向复兴从战略到细节层面都需要海洋,战略上无论外交、经济发展、资源能源、军事国防等,海洋都是亟待加强的领域。而具体细节如各种法规建设、纠纷处置、机构建设等更是问题如山。 建立海洋战略应分清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与课题。例如钓鱼岛纠纷,表面是中日矛盾,其实是中美日台三国四方之间六对双边关系、四对三边关系、三对 2+2关系、四对3+1关系的排列组合,每一对关系的性质都具有微妙的差异,需要分类管理。南海纠纷则至少有中美、中国与日印俄等大国、与东盟各国、与台湾等完全不同的四大矛盾,几乎涵盖中国面对的主要外交课题。 另外,还有各种领域的问题,也需要更专业化、统筹兼顾地予以协调对应。如东海、南海就至少涉及国际法、海洋法、外交、军事、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一些学者呼吁成立“海洋部”进行统筹规划,是有一定道理的。 目前至少应以三个思路及组织体制进行海洋规划:第一是主动型的战略建设,尽量不受具体纠纷(包括舆情等)干扰,从中国最大国益出发,进行完整的大局设计;第二是对策型战略、战术对应(后发制人、应对性),针对新的具体情况,既要有迅速反应机制,也要将紧急对应与上述战略建设紧密结合,并建立面对突变、异变及民情等的对应机制;第三是具体分类规划。 此外,还需就我国现有海洋法规、政策等进行系统整理,既包括分类梳理,也包括扬弃修改及拟立新法。当年我国加入WTO时,曾花很大气力清理各项法规以适应WTO新体制的要求,由此带来我国社会经济的一次重大飞跃。今天我们将迎接一个全新的海洋时代,需要先行推动海洋法规的建设,使海洋战略具有坚实的法理依据及法治权威。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