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ugust777 于 2012-10-10 16:00 编辑 来日本有些年头,可以说来日本是值得我庆幸的事情,不过不是因为我跳出了什么和摆脱了什么,而是我学到了我想要的学的,见识了更多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初来日本时我心理上是抵触的,这不是因为中日的历史问题,而是我对任何一个陌生城市都会有的心理反应,包括我在国内离家读书和在日本离开东京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两国间巨大的差异下这种抵触心理也被加剧,而这种加剧通过一次打架嘎然而止。一项野蛮的运动需要被批判,但我却从中见识到日本男人的大度。一个被我打倒的男人跪下向我认错服输的时候我反而因为自己不择手段得到的惨胜而觉得羞愧了。我欣赏男子堂堂正正的气概,也同时开始认真地去观察这些让我起敬的人。当人的视点发生转移之后很多原本已经了然于胸的事情会发生立场性的改变。譬如日本人的礼节,譬如日本人的认真仔细和超强的耐受性。这些本就是我来日本时希望学到的,但在我之前的心态下的确没有细心去留意。在东京待了两年后我离开热闹的市区跑到乡下念书。那里虽然是日本的学校,却集中了各国来的学生和学者,加上我所处的地段是外国人聚集地,因此日本文化反而变成了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主体。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一种文化都成为一个背景,也同时被其他背景所对照。但无论什么背景,我依然秉持着在东京所养成的视觉习惯,只是心态上却慢慢开始对接触新事物有了更强烈的欲望和热情。在几年的接触中,日本人的特性慢慢地变得更加鲜明,同时一些弊病也开始凸现。第一个就是日本人对是非对错的判别。日本人对是非黑白看似没有特别的分明。所以日本人很常见地是对本来自己没有问题的事情表现出道歉式的态度,而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在认错,而是趋于一种形势所迫或者社会认知上的不得不。此时可能有人会说到二战后的道歉问题。其实也这是日本人对是非判别上模糊所致,因为他们对二战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而是觉得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每次纪念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爆的态度上看得出来,日本人并没有像有些媒体报道的在痛思战争的罪恶,而是在哀悼死者的无辜。在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到日本的年轻人说当初的行为只是因为要共荣,虽然手段激烈但却遭到了过激的报复。甚至有人向我抱怨过日本曾被中国欺压几千年却没有向日本道过歉,并什么现在要求日本人道歉。这让我明白对历史的无知其实也是这一代年轻日本人的通病,而是非的判定上其实日本人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还有一个问题是日本人看似在是非上存有态度上的模糊,但实际上日本人对是非有着鲜明的判别标准,甚至于有时候会非黑即白。对错和误,日本人还有一个不轻易服输的原因可能来自武士道精神,这导致日本和中国有一个思维上的共同区域——认错接近于一败涂地,所以在日本和中国真诚的认错很可能导致一个不可被原谅的结局。这也是中日两个社会包容性的缺陷,是一种“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思维形态。于是就有了“认栽就是栽了,栽了就再难站起来”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对于正确和对的事情日本人出奇地坚持,而且是强势的坚持,这一点和中国人的一种思维也极其雷同——真理面前人人低头。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你就要向我低头,不但要承认我的正确性还要遵循我的模式。其实中国人也常常拿自己的道德观来衡量他国人,所以才有“日本人知羞不知耻”这句话。日本人也是,只要我是对的,那么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去对待你都是可以原谅和理所当然的。而在中国,这个道理被形容为“成王败寇”。日本人对是非的这些态度和方式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内部压力夸张地大,如果说中国人是因为竞争激烈造成的内压膨胀,那日本的内压完全来自他们对是非成败的偏执性严谨。所以我常说日本和中国有着本质上的雷同,内在的雷同,也许是文化相近使得民族性地雷同了思维模式的形成吧。(下文在回复中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