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对中日关系看得很透2325506x

中日关系走向：合作刘松原中日建交四十年。前半期，即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国出自联手日本对抗苏联以及争取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要，日本出自联手中国制衡美国以及争取中国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需要，虽然双方有钓鱼岛、光华寮、南京大屠杀、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东海大陆架和二战道歉等一系列争端，但基本维持了“中日永不再战”“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格局。后半期，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以来，虽然经济交往更深入，人员来往更频繁，但双方龃龉不断，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低潮，最近更因钓鱼岛争端跌入四十年来谷底。中日争端由来已久，四十年间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何以两国关系前后来了个大转弯？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件事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国当局通过军事镇压维持了政权，但遭遇到信仰危机，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再也无法自圆其说凝聚人心。近代以来，具有两千年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逐渐被国人抛弃，加上中国没有主流宗教，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趁虚而入，一度填补了中国的信仰真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西方，又痛斥西方主流文化，对于当时不堪西方侵略而又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士人阶层来说，感情上容易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历史发展规律、暴力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实践与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大同世界、杀富济贫、皇权天命、揭竿而起改朝换代、法家思想等说法和做法相当大程度上不谋而合，对于当时浅尝西方文化的中国士人阶层来说，理论上易于接纳。中共建政以后，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与中国传统政治不吻合的部分斥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等，而把中国传统政治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雷同的部分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在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时两度陷于浩劫，凸显了毛泽东思想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思想解放的浪潮，当局试图通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重树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结果适得其反。天安门事件之后，当局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维护其统治已经如同鸡肋，必须寻找其它有效的思想武器来维系政权。民族主义是中国当局唯一的选择。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当然不是自六四以后开始，只是六四以后愈演愈烈。由于民族主义是为当局服务的，其矛头当然要指向总是在人权之类的问题上找中国麻烦的西方。尽管印度、苏联和越南与中国有过军事冲突并且有领土争议，这几个国家并没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西方国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和日本，所以民族主义的主要矛头自然指向这两个国家。为韬光养晦计，不能与美国搞得太僵，于是日本便首当其冲，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完美的箭靶。第二件事是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一年间苏联解体。二战后日本政治有两个特点：和平宪法抑制军国主义；《日美安全条约》制约军事外交。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谋求做政治大国，并且笃信军事实力是政治大国的先决条件。庞大的工业和先进的技术令日本有发展军事实力的潜在能力，但是在和平宪法和《日美安全条约》的钳制下，苦于没有发展军事实力的机会。冷战时期，日本以苏联威胁为借口，在美国的默许和可容忍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恢复并发展了军事实力。苏联解体，苏联威胁不复存在，日本需要另一个外部威胁为借口继续发展军事实力。最初叫嚷过一阵朝鲜威胁，大概因为区区一个朝鲜威胁日本的说法无法取信于人，不久改为中国威胁。于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撞上了日本的中国威胁论，针尖对麦芒。其实，两国政府并没有打算真正恶化两国关系，所以民族主义也好，中国威胁也好，也就是嘴皮子功夫，不会动真刀实枪。这就是为什么中日关系存在着经济热政治冷的现象。到目前为止，两国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中国当局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在信仰危机中成功地维持了政权，并且取得了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日本政府以中国威胁为借口，成功地在苏联解体后继续扩充武力，例如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日本国内政治持续右倾，左翼革新势力式微，针对和平宪法的“宪法改正”乃至“宪法破弃”堂而皇之地登上日本政坛。不过，民族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边际效用正在逐步递减。短期内，中国当局不得不继续依赖民族主义。尽管中国养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机构，这些机构却至今尚未制造出任何有助于当局执政的意识形态产品。但是，民族主义一不能解决转型期中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二不能缓解中国崛起过程中与外部的摩擦。一旦政府的外交实力不能满足民族主义诉求，当局将被斥为无能或卖国，在野政治派别将借机煽动民族主义制造动乱。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发生过不止一次，最近钓鱼岛纷争引发的街头骚乱再次露出这一端倪。中国威胁论虽然有助日本发展军事实力，但是要达到“宪法改正”或“宪法破弃”，达到足以摆脱美国束缚的程度，几近遥遥无期，犹如愚公移山，需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且，渲染中国威胁论将置日本同时与中美周旋的不利地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与德国、印度、巴西捆绑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时，美国表明支持日本入常，中国则坚决反对，令日本希望落空。实际上，即便中国不反对，日本也入不了常。美国虽然表明支持日本入常，但最终表态维持现状，实质上对日本口惠而实不至。由于中日交恶，中国做了美国想做而又不方便做的事，日本至少失去了一次诘难美国的机会。厘清了中日关系的来龙，就不难判断其去脉：中期内，中日关系将走向合作，即中日关系不会继续恶化，经济上将继续合作，政治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合作也不奇怪。中日韩经济协作和中日韩加东盟经济协作最有可能成为中日合作初期的平台。中日合作既不是基于一衣带水，也不是基于同文同种，而是因为相互需要。中国的目标是“复兴”“崛起”，日本的目标是做“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两国的目标实质上都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环顾全球，中国或日本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协助其挑战现状。在双方发现民族主义和中国威胁论作用有限，且在国际事务中孤立无援后，势将意识到双方除了合作之外，没有太多的选择。当然，即使中日合作，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能否成功，又当别论。中国国内有人谈论与俄罗斯联手抗衡美国，反对意见则认为从历史经验得知俄罗斯不可信任。其实在世界步入柔战（WAR OF SMART POWER）之际，大国之间的较量将越来越依赖软实力和巧实力，俄罗斯的两个强项，即核武库和自然资源，派不上太大用场，不具备伙伴资格。至于不时为两国冲突火上浇油的中国愤青和日本右翼，只是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工具，成不了气候。中日合作将是有限度的合作，因为有《日美安全条约》制肘。只要《日美安全条约》存在，中日就不可能像法国和德国那样深度合作。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中国和日本都没有能力或意愿挑战《日美安全条约》，所以中日只能停留在中度合作水平上。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任何接近，都足以令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