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公开庭审的记录,我有三点感受。 首先,公开审理的确有利于让社会从法律而非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待薄熙来事件,不过,法律的渗透并不等于法治的进步。法治不可能是单方面推动的,需要言论自由、人权保障、民主政治、机会均等制度配套才能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世人没有理由因薄熙来事件的公开庭审感到高兴或欣慰。比如,在其处理过程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言论自由表达的空间不仅没有扩大,反而被压缩的现实。如果对薄熙来的处理不触及人权、自由、民主等与法治密不可分的领域,则今天令众多媒体兴高采烈的“进步”就没有可持续性,中国仍将是一个人治社会。 其次,薄熙来案只被指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刻意规避了对“重庆模式”的政治审判,这一事实表明北京方面不愿意把党内矛盾与薄熙来案联系起来并公开化。无论细节多么丰富,甚至桃色,薄熙来案被当作纯粹的经济腐败与个人生活问题,对共产党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前后党内复杂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是一种战略性掩盖。 去年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下台后,我曾在2012年5月将“重庆模式”归纳为三点:一、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种做法早已过时;二、“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从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来看,本身就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在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谈“重庆模式”,只能说是将幕后的权力斗争挪到前台。我至今仍认为,薄熙来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清洗薄熙来保住的是底线,并不等于前途一片光明。中国人的“价值观”依然混乱,社会依然缺少“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薄熙来事件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最后,处理薄熙来事件是习近平大力推动“反腐斗争”的一环或延伸,党中央希望向13亿人民传达的信息不是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正在趋于复杂与激烈,而是党具备着以打击反腐来保护全民利益的决心。可想而知,新政权是试图通过“出卖”薄熙来,从“反腐”与“法制”的双重角度提升党的权威的,充满实用主义。换个角度看,中央把反腐斗争与薄案处理战略性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处理,这一举措本身意味着“党的合法性”正在面临深刻的挑战,从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进步,不如说是中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