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随地吐痰的恶习,尤为人诟病,简直是已经达到神憎鬼厌的地步。无数港澳台同胞及老外对此深恶痛绝,更有连篇累牍的口诛笔伐。卜大中文章对国人吐痰就有一段传神的概括:“只见他咳嗽一声,喉头发怪声开始累积浓痰,等累积足够之后,开始在嘴里呼噜呼噜团成一团,然后只见他双眼一瞪,丹田运气,吐气开声,呸地一声,浓痰激射而出,有如弹丸破空,呼地一声正中数公尺外的目的地——或痰盂、或水沟、或墙角、或树上、或路边,奇准无比,绝不落空。厉害的是不会半途飞散,一定集中,而且力道奇大。然后一脸的神气得意,悠然而去。在中国几乎人人有此神功,而且不吝当街表演。” 台湾综艺节目《WTO姐妹会》有期节目,调查外国学生来台之理由。其中一人坦承,本在大陆留学,无奈每目都要耳闻那“呸地一声”,目睹一团黏状物脱口而出,力道劲爆地溅落在地上形成斑斓污渍图案,实在恶心不已。后来在台湾发现此种现象绝少,环境清洁,便毅然决定转校。 香港作家钟祖康在《为甚麽中国人那样脏》中对国人吐痰恶习,尤有鞭辟入里的抨击,痛快淋漓的陈述,值得国人关注,本篇将作为重点介绍,他言:我又就教于每被香港华人歧视的菲佣朋友,她说最初来香港做菲佣时,跟香港人雇主一家人上酒楼饮茶,见身边一位茶客的喉头竟然咕噜咕噜片刻后吐出一口大痰到地上,她大惊失色、恶心至极,无法进食,出于礼仪,向雇主讹称肚饱,其后他雇主发现后解释说这是香港的普遍现象,不必惊怪,莫说吐在地上,餐后将桌上空杯当成痰罐的吐痰亦属等闲。我的菲佣朋友自此开始领教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华文化。 以上事实虽廖廖几例,但已很能明说问题:对于随地吐痰,中国人早已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不但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且发现有同胞居然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那么中国人反而会怀疑此人身体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若不识相进一步表露不屑与厌恶,势必引发众怒,成为全民声讨的异端。毫无疑问,随地吐痰对于诸多国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件,谁要是出于好心提醒,反而认为你是在大惊小怪,若还胆敢继续纠缠,必认定阁下是在故意挑畔,要挥以老拳迎头痛击。这也难怪,就当下绝大部分国人的卫生意识、环境保洁、健康观念以及精神文明程度而言,显然还没有进化到把随地吐痰作为一种恶习来对待,或者是虽知其是恶习也不以为然,故随地吐痰仍然是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方式,大众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 中国人出于生活习惯随地吐痰时——中国人视在公共场所吐痰是卫生行为,这等于在清除人体内秽物,正如中国人用手指把鼻涕甩在地上一样——好像从来不觉得旁人也有要求卫生清洁的权利,张口一吐坦坦荡荡,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更难得的是旁人也不觉得此举有什么不妥,会有被犯冒之感,对此恶习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就算有极少数讲卫生的人士感觉到恶心,但以国人自私懦弱的本性,最多是在心里暗骂两句,必不敢站出来公开呛声。再说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普及程度,要想一一纠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讲究实际的的国人来说,再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在此无时无之无处无之的特色国情面前,也只能无奈认之,望痰兴叹。更何况太多国人对此恶习不言,非是他有什么唾面自干的道德涵养,能够表现出宽容大度的心胸与风范,而是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个随地吐痰的人,既然彼此都是这一副德性,哪还有什么好指责的呢?中国人做事历来爱讲特权,难得在随地吐痰这件事上,有着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自觉实行平权主张,自愿遵守从众心理,于是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当作一壶巨型痰盂,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劲吐。 然而对于讲究卫生清洁的欧美人来说,随地吐痰这种恶习令人难以忍受。前英国女首相撒其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就提过:对中国的邓小平缺乏好感,觉得这个中国老人毫无教养,因为在会谈中,邓小平不断向戴卓尔夫人喷二手烟,而且向痰盂里时时吐痰。撒其尔夫人认为邓小平缺乏对女性的起码礼貌,而英国的大使馆人员私下展开热烈的争论:邓小平不停的吐痰,究竟是蓄意显示某等“盛世大国”的排场效果,还是这个人在本质上是一名歹徒(Thug)。 无独有偶,近日美国国务院解封了一批福特政府跟中共建交的机密档案解密,其中就有会面时邓小平吐痰的详尽记录:在中美建交前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的其中五次中美会谈中,按照美方相当仔细的会议记录,每次均出席的邓小平总共朝着痰盂吐痰十六次,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会见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一次吐痰最多,总共六次。该五次中美会谈中有关邓吐痰的描述共有以下八种措词:(一)邓往痰盂里吐痰(Tengspitsintohisspittoon.);(二)邓再次往盂里吐痰(Tengagainspitsintohisspittoon.);(三)邓再次俯身往痰盂里吐痰(Tengleansdownagainandspitsintothespittoon.);(四)邓俯身大声往痰盂里吐痰(Tengbendsoverandspitsloudlyintohisspittoon.);(五)邓大声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spitsloudlyintohisspittoonbesidehischair.);(六)副总理俯身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heVicePremierleansdownbesidehischairandspitsintohisspittoon.);(七)邓俯身往桌子下面的痰盂里吐痰(Tengbendsovernexttohisseatandspitsintoaspittoonunderthetable.);(八)邓俯身到桌子下面,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leansdownbeneaththetableandspitsintothespittoonbesidehischair.)。 从撒其尔夫人的谈话与美国国务院的记录就可得知,欧美人对于中国人随地吐痰的恶习,是如何一种观望沐猴而冠的心理。当然,实事求是的说来——正如钟祖康的评论:相对于清末大臣李鸿章出访时把口痰随意吐在外国皇宫的名贵地毯之上,中共领导人已懂得使用痰盂,无可否认也是不小的进步,尽管相对于文明世界还是有着令人极度不安的距离。这些在洋人看来彷佛是“自古以来”、自出娘胎以来就没有的恶习,中国人要花上一千多年才略见成果。所以,中国人说中国不断地“进步”也是对的,但往往就是这个意思。 但中国人为什么痰这么多?小小呼吸道像是积满了千年秽臭老痰的污水沟,永远排不干净。到底是生理构造异天赋异禀呢,还是环境卫生状况差得吓人?正如许多被中国人发扬光大的恶习一样,国人吐痰之风久经不衰历久弥新,也有历史渊源。钟祖康就进一步剖析了国人吐痰的文化之因:中国人古来对咳唾之事似不反感,甚而颇有雅兴。中国人不但歌颂“唾面自干”为“风范”、“涵养”,更有诗情画意的:“李白才高,咳唾随风生珠玉”、“咳吐成珠玉,何妨旁若无人”、“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咳唾随风,无非珠玉”、“偶然飞咳唾、珠玉满天风”、“诗成咳唾笔如神”、“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咳吐成章”、“无限珠玑咳唾中”、“幸闻咳唾之音”、“锡以咳唾之音”……一大堆雅化咳唾的词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更有甚者,东晋时期〈公元317年-420年〉的贵族苻朗,每当口中有痰,皆命“小儿”〈即侍从〉跪而张口,让苻朗咳唾而出,苻朗称此为“肉唾壶”,故事还收录于对中国小孩影响至深的童蒙必读书《幼学琼林》!顺便一提,像“肉唾壶”这种充斥于中国历史的骇人秽事,只有中国人或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的人才会相信,你对外国人说,他们准会认为你是在丑化中国。 对民族性格DNA深有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情感构造已经不幸失控,有一种天生的“躁狂成份”。他说:中国大陆的城市住民,当众打哈欠、打喷嚏、放屁、吐痰、擤鼻涕或挖鼻屎,也仍然较随便。似乎中国人虽然不善于表达由“个体化”原理统筹的私人化情感,他们在某些身体功能的发挥上却具有更多的“自发性”。身体功能产生自发性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孙隆基虽然没说,但好在钟祖康并未浮于表相,而是继续力挖深掘给出了答案:但问题的核心是,为甚么中国人会随意在外面的地方咳唾,却罕有在自己家里的地板、床头咳唾呢?为甚么许多人会将秽物往街上、窗外乱抛,却罕有在自己家里乱抛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官员一直避讳的原因,就是民众觉得自己的家才是自己的,所以地方脏了就会心痛、就会坐立不安,而外面的世界则是统治者或巨贾所独霸的,故其美丑好坏也是与他无干,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也是中国人“有私无公”民族性的一大根源。 追源祸始,原因就是政府本身是并非由民众选举产生的独裁政府,因此施政上完全无须向民众负责,可以事事独断独行、草菅人命、只重国计、不问民生,高官日薪逾万〈港元〉,小民月薪数千;富者一餐万金,贫者以垃圾为食,如此社会,民众只会感到自己像乳牛一样的被压榨、像痳疯病人一样的被疏离,哪里还有甚么小区归属感?当为政者已经狗肺狼心,待民如猪狗,道德荡然,还有甚么理据、有甚么道德力量要求民众讲公德心?当统治者视民众若贱民,就只能要求贱民履行贱民责任,不可能讲公民责任的。 譬如我自己一向不乱抛垃圾,不当众吐痰,绝不是因为我对香港有归属感,不是因为公地脏了我会心痛,或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所谓公德心,或觉得自己有责任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只是自己个人的清洁习惯使然,若有机会,我倒是很愿意将污痰吐在草菅人命的狗官过厚的脸皮上面的,还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唾面自干”的中国美德。香港即使脱离殖民统治被祖国收回了,但我依然像绝大部份香港人那样被剥夺普选最高政治领导的权利,不能像台湾人那样普选自己的最高领导人,过百万香港穷人由于纵容主子而依然过着贱民一样的绝望生活,政府高官则个个起码月薪数以十万港元,这样的鬼地方,我有可能会有归属感吗?看到这个可比作所多玛(Sodom)与蛾摩拉(Gomorrah)的邪恶之城的陨落,难道我会痛心吗? 香港民众即使有公德心,我看重点也绝不应放在环境清洁上面吧,而是怎样结束这个草菅人命的苛政! 再者,当民众被压迫过甚、痛苦难抵时,有人会靠药物、酒精、赌博、烟草甚至毒品来自我麻醉,也有人伺机以破坏性行为来发泄一下,乱掷垃圾、秽物即属当中一个发泄途径,就如向狗官掷臭鸡蛋、烂蕃茄一样,这都是人情之常,这种赤贫户的反抗手法,我们虽不一定要鼓励,却应深为理解和同情。正如中国圣人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更严重的,就是中国人叫的“玉石俱焚”了,如孟子说的“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那么孟子是公然教人犯法、犯上作乱了。当在位者个个只顾奴役民众,只顾自己穷奢极欲,自己日薪等于民众的月薪,还可以要求他们关注地方清洁么? 一个草菅人命、道德荡然的政权,决不可能培养民众的公德心,决不可能令民众自发地保持公地公物清洁,要既推行苛政而又想搞好公共卫生,就起码要学新加坡那样的课以重刑和羞辱,诸如犯者要当众扫街示众。绕过政权的残民本质,而一味要民众拥护政府的政策,清洁香港,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过份需索;当民众已竞相排队跳楼、烧炭自杀,你却要跟他讲解病菌的可怖,向绝望的人施以阻吓性的法律制裁,向寻死的人判以死刑,只要用脑袋而不是屁眼想想,就会明白只会枉费心机一场空。 然而让人感慨的是,经过极权、专制长时间的奴役与荼毒,禁锢与戕害,很多中国人的脑袋,明显已不会正常思考问题。